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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注重程序，诉讼必然要放缓节奏，将争议导向技术细节，从而发挥律师的作用。

( 《商君书·君臣》) 国无常强，无常弱。因此，任何对它的侵犯，也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要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回击。

作为法律概念和法治精神的自由，其次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统一。规则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依次为规则知识、规则意识、规则需要、规则习惯。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社会公平的底线。公共治理的优势包括: 第一，它更加充分地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机理融入到国家治理当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公众参与，扩大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正是这些文化要素，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现代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

如美国 《独立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研究人员依照科学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可比性原则、指标属性明确原则，(40)最后筛选出了15个客观指标，其内容和结构如下：(41) 第二个指标体系是2005年以来学者设计的浙江湖州法治环境指标体系，由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法治基本要素以及法治意识和监督机制两个要素共同组成。

国际法治评估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国际开发署曾经对柬埔寨的法治状况进行过评估，世界银行也于1996年推出了国际上第一个法治指数。目标管理评估法的做法是规定一个个较为明确的业绩目标，例如居(村)委会选举直选选民参选率达80％以上，无贿选、暴力干涉事件发生，法规规章定期清理及时率达100％、达标率100％，行政执法人员上岗持证率达100％等。(56)例如，在各地法治政府指标体系考评运行过程中，考评对象普遍被限制为各层级政府及各部门的法制机构。(11)参见袁曙宏：《关于构建我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中国未来的法治评估需要直接评估法治，充分发挥主观指标的功能。从法学界设计的法治指标和评估研究来看，法治评估所立足的法治理论大都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60)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属于实质法治理论。前者是众多指标的最终合成产物，例如法治就是典型的聚合指标而抢劫罪的数量就是非聚合指标。(33)这些类型的指标划分颇有创新色彩，但是不符合统计学上的科学分类。(二)评估指标 法治指标是最受中国政府和学者重视的评估内容，如何设计出一个充分合理的指标体系是令众多评估者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再计算各层次对于指标系统的总排序权重并进行排序，最后得到总排序。普法运动对于中国法治评估影响最为深远，其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1986年以来依法治理观念的传播和实践的开展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06年，第一个提出法治政府指标设想的袁曙宏教授，也主张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综合组成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⑥ 第三，国际法治评估和香港法治指数。

(23)参见秦麟征：《关于美国的社会指标运动》，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19)至于法治政府评估，则属于行政领域的法治建设评估，是法治建设评估内部的一个较为独立的门类。

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评估中，广东省法治环境评估的数据完全由学术机构调查收集。(29)参见袁曙宏：《关于构建我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设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效率高、耗时少，但是引发的弊端和批评更多，例如可以通过临时性的弄虚作假来瞒天过海、考核观察容易流于走马观花以至于严重依赖各种表象和汇报总结、做得好不如说得好、不注重平时工作绩效等。在法治建设评估方面，很多地方由议事协调机构——比如无锡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组织评估工作，具体的办事机构则设在司法行政机构。后者侧重于法治的建设工作，最终又主要体现为各种机构的职能工作考核，学术界设计的指标以客观指标为主体、政府设计的指标以主观指标为主，评估方法广泛采取德尔菲法、统计调查法、绩效评估法、线性计算法，其中尤以绩效评估法最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绩效评估就被一些法学界的研究所采用，例如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借鉴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37)中国政法大学开展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此前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法治建设评估最早由学术界响应政府的委托而提出，例如上海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理论构想、(17)北京的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共有5个一级指标，全部是主观指标，其内容如下：(42) 第三个指标体系是2010年云南昆明市法治昆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设计的《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质上也是一个法治环境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共同组成，其内容如下 第四个指标体系是2013年贵州省社科院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其设计既借鉴了国内外既有的评估指标又立足于《贵州省2012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法院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和贵州省法治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共同组成，其结构如下：(43) 除了上述指标以外，2005年广东商学院师生曾受委托进行了广东省法治环境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公民法律素质、依法治国(省)信心度、人大制度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司法环境、基层政权建设6个方面。

对于这种无可避免的结构性缺陷，只能通过主观指标来弥补。然后赋予这些目标一定分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倒扣制或累加制。

前者以文字、符号或数字表示，不能进行数学计算，例如性别、质量等级。虽然说上级机构与下级机构相对独立，但两者仍是一个高度一致的共同体，最终评估结果往往很高。

(29)当前中国特别青睐客观指标，绝大多数法治环境指标几乎全部由客观指标组成，很多综合指标体系也是以客观指标为主、主观指标为辅。该方法用于各个数据的计算，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线性加权函数，另一种是几何加权函数。

这种对于法治的宽泛理解，明显不同于西方的法治理论，后者往往包括在民主、治理等范畴之内。(44)邓世豹主编：《中国法治进程调查报告2005——以广东省法治环境调查为例》，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发动的政府改革浪潮中，绩效评估得到了大规模的适用，成为席卷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发动的政府改革浪潮中，绩效评估得到了大规模的适用，成为席卷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56)例如，在各地法治政府指标体系考评运行过程中，考评对象普遍被限制为各层级政府及各部门的法制机构。后者以数值表示，可以进行数学运算。

不能相互重叠或有因果顺序。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法治评估归纳为两大类型：法治环境评估、法治建设评估(包括法治政府评估)。

法治环境评估由学术界实施。在当今中国，由于党委在法治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党委依法执政与法律服务指标、法制宣传教育指标的重要性显然高低有别。

然后赋予这些目标一定分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倒扣制或累加制。绩效评估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管理法宝。(11)此后，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市法制研究所经过近两年的研究后拟出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并于2008年推出。如果要大幅限制公众评估的比重，必须要给出一个经得住推敲的合理说明。

(54)2011年，昆明法治评估启动之后，指标体系中的法治的社会环境指标和法治的制度环境指标就是由内部评估组、社会评估组以及专家评估组分别独立进行打分评估。(14)殷国伟、穆方平：《论法治浙江的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以湖州市法治环境评价为个案》，载《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未来，中国政府和学界还需要继续研究什么是法治，特别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以开展法治评估而非法制评估。(19)至于法治政府评估，则属于行政领域的法治建设评估，是法治建设评估内部的一个较为独立的门类。

由此可见，层次分析法和统计调查法是应用最广泛的评估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法治评估运动在中国渐渐蓬勃兴起，对于法治建设的推进、法治观念的传播和法治理论的改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